Shogo Komiyama，日裔阿根廷人，他在南美洲度過青少年時期，隨後選擇到，他以特殊的跨文化背景回到了日本，並將南美洲的滾比亞音樂帶到亞洲，後又將亞洲諸多異色的斯卡樂隊、雷鬼樂隊透過 Japonicus 的網路帶往世界。
感謝第 34 屆金曲獎 Golden Melody Awards 及主辦單位台視促成這次訪談。
——您的名字在疫情前的幾年曾在城市遊牧 Urban Nomad 上出現，這是您與台灣的第一個連結嗎？您是什麼契機開始建立這個連結的呢？
我在阿根廷長大，阿根廷北部有個叫做「福爾摩沙省」的地方，它是格蘭查科的一部分，格蘭查科是阿根廷、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之間的一片沖積平原，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，是一個美麗的地方。當聽說台灣也被稱為「福爾摩沙」時，我不禁想像台灣與福爾摩沙省有什麼共同之處。
我和城市遊牧的策展人 Dave 是老朋友了，大約 15 年前認識的，當時我開始在亞洲發展 Japonicus 的網路，日本政府過去不願支持文化產業，而我是一個積極主動的人，所以我決定建立你現在看到的這些連結。
在日本的媒體能看到很多外來的政治操作，它讓我們的人民對的鄰國抱持敵對態度，這導致我們和中國人或韓國人之間的衝突。但我相信人們應該將政府與人民分開看待。
——您是如何在日本這樣一個發達的市場推廣滾比亞音樂（Cumbia Music）的？您能分享一下與富士搖滾音樂節等重要音樂活動合作的經驗嗎？
日本有很多音樂狂熱者，我們以唱片店文化而聞名，但在 90 年代時，沒有人知道滾比亞，因為在日本沒有通路有這類的唱片。
我是將滾比亞音樂帶入日本的人，我的做法是把唱片帶給斯卡音樂或雷鬼音樂的 DJ，尤其是給 DJ 社群叫 Caribbean Dandy 的 DJ 們，讓他們在一個叫做 Club Ska 的地方播放。我目前是他們的經紀人，而我妻子 DJ Txako 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成員，她在演出時仍然使用一本裝有成千張 CD 的冊子，而且她從不提前準備 DJ 歌單。
當他們在日本的音樂節和派對上播放這些唱片時，起初每個人都問「這是什麼？」，因為它聽起來有點像雷鬼，又有點像斯卡，然後我介紹說「這是來自加勒比海和哥倫比亞海岸的滾比亞音樂」。由於這種音樂的節奏和旋律有很多相似之處，因為它們都有反拍，這就是我如何將一種新的音樂介紹給日本市場的方式。
至於與富士搖滾音樂節的合作，我是其中一位組織者 Jason Mayall 的好朋友，我先認識他的兄弟 Gaz Mayall ——傳奇斯卡樂隊 The Trojans 的團長，才有了這個連結。Jason 在 80 年代曾頻繁往返哥倫比亞旅行，他會用他買到的滾比亞黑膠唱片製作混音卡帶，然後送給 The Clash 的主唱 Joe Strummer，Jason 出現在 Joe 的紀錄片 The Future is Unwritten 中，你可以看到 Joe Strummer 談到這些混音帶。
——激進音樂網路（Radical Music Network）這個名字是否具有政治含義？關於「激進」一詞在活動中的意義是什麼？
「激進音樂網路」來自我在一本日本雜誌上的一次採訪，當我在考慮活動的標題時，我的一位朋友建議使用文章標題作為名字，我便問了記者是否可以使用這個名字，他很爽快地答應了。
但是我想說的其實不是「激進音樂」，我認為我主張的是「反叛音樂」，也就是抗議性質的音樂。可能因為我是來自龐克一代吧（80 年代）？所以我認為，如果一個藝術家有機會向大眾談話和表達觀點，他最好說一些有意義的事情，你不這麼覺得嗎？
就像雷鬼動（Reggaeton）現在充滿了歧視一樣，或者當今的陷阱音樂（Trap），它們已經失去了原本的意義，對此我比以往更加致力於反叛音樂。當我在 90 年代開始與所有這些樂團合作時，它們都有有意義的歌詞。那時候，即使沒有網際網路，人與人之間依然能建立連結。
但是我和我一起合作的那一代樂隊，無論是來自歐洲、美洲還是南美洲的樂隊，如 Fishbone、Fermin Muguruza（巴斯克地區）、Manu Chao、Asian Dub Foundation、Todos Tus Muertos 和 Los Fabulosos Cadillacs（阿根廷）都被視為「反叛音樂」。
別誤會，反叛者不意味著你要當個恐怖分子，我會想像自己在組織一個游擊隊，游擊隊通常是一群保護家園或家庭的弱小團體，他們沒有權力，所以他們必須通過多點串連的方式對抗強大的敵人。
＊本月 26 號在新宿 MARZ 舉辦的 Radical Music Network ，臺灣民眾持護照入場，可獲得折扣優惠，前往 Fuji Rock 的朋友們不要錯過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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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日本和台灣都是島國，作為一個不來自島嶼的「島民」，您對於兩國之間的「島民共同點」——即兩國之間共享的文化有何看法？
島嶼具有天然的邊界，因此在島嶼上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傳統更容易，因為你不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影響，不像在大陸上，很多人都可以接觸到外來事物。以美國為例，他們是世界上最「強大」的國家，但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餐飲文化。
老實說，我對台灣了解不多，但日本為例，我們一直以來都保持著相當純粹的民族性，直到最近才有些「混血」。但實際上，我們因為政治的操作，已經喪失了很多，尤其是方言這部分，以及與方言相關的記憶與事物。很多台灣人喜歡日本，這固然是好事，但不要全盤模仿我們，相反，要從我們的失敗中學習。我認為台灣仍有時間保留傳統和文化遺產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教育非常重要。重要的是人們仍然使用自己的語言，不管他們是小社區還是大社區，但你仍然有人保持著他們的古老傳統，這是無價的。
——Japonicus 的宗旨是什麼？您是如何幫助與您合作的藝術家們？
我在阿根廷出生，並同時對我的亞洲根源和拉丁美洲根源感到自豪。我視使命是幫助非英語歌唱的樂團在亞洲和全球其他地區進行巡演。簡而言之，我用各種方式幫助我的朋友與世界進行交流，而且市面上已經有很多專注於英語歌手的演出代理商了（笑）。由於我不斷地在世界各地旅行，我交了很多音樂人的朋友，我的多元文化背景是我這樣做的原因，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，可能沒有其他人會這樣做。
Japonicus 如今已經營運 30 多年了。現代科技讓串連這件事情變得容易許多，很多樂團都可以到處巡演。但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是獲得尊重。有時候，當我聽到「哦哦，我們去美國巡迴、我們去歐洲巡迴……」時，我只能說恭喜！但於我個人而言，巡迴不僅僅是為了賺錢，而是一個尊重的問題。我希望西方人看完表演後會覺得「哇！亞洲人真厲害！我想跟他們交朋友。」我認為只要持之以恆，有一些細微的事情可以透過演出傳達給世界各地的人，因為我們對這個世界抱持著複雜的心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