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0年代初，我念小學五年級，三重一間連圍牆都沒有的學校（操場邊連挖三道兩公尺寬的「護城河」，算是圍牆了）。有一陣子，我老打聽六年級姊姊班上一名女生的動態。
約莫這一年前後，歌星謝雷拉拔了幾名小女生，組成「五花瓣少女合唱團」，一首〈媽媽送我一個吉他〉紅遍大街小巷。其中一名（應該是第二團），即是姊姊班上同學，因為好奇，因為想看看她長什麽樣子，我老興致勃勃地問：「可以去偷看她一下嗎？」「沒來上課！」；「來上課了嗎？」「沒來上課！」；「怎麼都沒來上課？」「她去唱歌了。」一整個學期，家裡飯桌老重覆這幾句話。向來毅力有限的我，最後有無看到「她」？年代久遠，也都忘了。
這幾日，江蕙封麥最後演唱會的消息引起大騷動，不免又想起了這件往事。
彼時江蕙也在三重，也在唱歌，但自然不是我姊班上這名女生了。為了貼補家用，怯生生的小女孩，從路邊、北投、三重「豆干厝」、基隆酒吧一路唱過去，15歲好不容易讀完小學，便不由自主地扛起一家生計，繼續唱，淡水地下酒家、台北酒家、西餐廳⋯⋯唱歌當然是她的興趣，但假如成了掙錢的工具，恐怕也沒那麼好玩吧。
9歲小女生，一放學便要走唱直至三更半夜。這樣的歷程，如今說來讓人不忍，卻是那個時代三重普遍的現象。我的小學同學，畢業後不再升學的，不乏其人，儘管九年國教已經實施好幾年了。
除了少數在地人，厝居三重的，多半是離鄉背井卻進不了台北市的下港人。這些人裡，嚮往「啥咪好康的都在那」，出外奮鬥的年輕人固然不少，更多的恐怕是被迫逃出故鄉，期望東山再起的島內移民、中年「魯蛇」。江蕙的爸爸即是為人擔保失敗，流浪到臺北雕刻布袋戲偶維生，母親擺攤賣煎餅，生活艱辛，女兒有唱歌天賦，也懂事，很自然就讓她分攤家計，甚且寄予一線希望在她身上，希望有一天她也能大紅大紫，光耀門楣——艱苦人的卑微，說來處處辛酸。
或許是這樣吧。讓江蕙的歌，打從第一張唱片《你著忍耐》起，她的歌聲，怎麼聽都有一種過早的滄桑感。這種滄桑，照說不會出現在一名20多歲的女孩身上，但偏偏就有了，同樣的滄桑，早期的美空雲雀、梅豔芳也都有。這種滄桑，或說「氣口」（台語），成了江蕙的特質，吸引一大批中下階層聽眾，乃至出身中下階層如我輩著，其中自有一種懷舊的魅力，讓人想起「踏出社會，為著將來，離開故鄉走天涯⋯⋯」往事種種。
然而，此一特質能否轉化，也成了江蕙僅止於「good」或能上昇到「great」的關鍵。因緣際會，《酒後的心聲》讓她轉了過去，由此邁向「國民歌星」之路，大有鳳飛飛的氣勢。這種轉化，在其他行業裡，也經常可見，無非「匠」與「家」之別，藝術鍛鍊更上一層樓的過程耳。日本美空雲雀、香港梅豔芳也都有類似的蛻變。中國時報聳動標題稱這是「高成本甩去台灣俗味，一曲抓住外省掛」，誠然厚誣，甚至瞧不起人，很有些歧視、製造對立的味道了。
二姐不唱了。為了爭奪惜別演唱會的門票，引起了「暴動」（又是媒體的聳動標題），也有人反感譏諷這是「飢餓行銷」，無非促銷手法耳。真相到底如何？誰也不知道。我真心期望的僅有一件事：「千萬別復出！」——江湖難，風塵深，很多事身不由己，洗盡鉛華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得能歇息便好好歇息，人生不長，唱了四十多年，為了家人，為了歌迷，剩下的時間，海闊天空，就好好的為自己活一活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