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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個週末看見豪邁唱片行 SEED TOSS 在臉書上如此寫道：「玩音樂、很多事情到底哪裡這麼沉重？SEED TOSS 這樣經營能賺錢鬼都會哭，既然是任性為什麼還要找理由？『為台灣音樂場景貢獻一份心力』，真的好麻煩，可以不要在乎這種事情嗎？」讀了一半心有戚戚，一半還不確定。
是說音樂這條路在台灣，一定得要背負著「使命感」——這樣一種開給自己的空頭支票嗎？何以空頭呢，因為不能大剌剌兌現也。
大學時，社團的 DJ 老友小馨在東區 TOWER 唱片行打工，我嘴上客氣問道「還有缺人再跟我說喲」，實際上每次去 TOWER 見他站在櫃台裡，心裡面根本羨慕死了。也是為了想要更有兌現「那張支票」的可能性，我曾在各大人力銀行網站仔細搜尋各唱片行相關工作，但是職缺就跟這些年在路上所能見到唱片行的數量一樣。退伍後輾轉進入了唱片公司，於此才算是第一次開始理解，前面的路似乎並不通往兌現「使命感」這張支票的銀行。
當時的職務是平面媒體宣傳，也就是給藝人敲通告、發媒體新聞稿、文案支援等等。雖然原本是想朝唱片企劃發展，但因為大學時新聞稿寫作就蠻上手，是覺得這難不倒自己啦。於是面試時，我單純地以歌手的創作概念、音樂元素為內容，寫了一篇新聞稿給主管。「要再有趣一點」，主管含蓄地說，最後不知是否應徵人數很少，我順利錄取了。
不是很確定主管說的有趣該是怎麼個有趣法，一開始我會寫一些我認為「已經很娛樂」的稿（在此恕不回憶列舉）。「沒有什麼梗嗎？」「這樣是要發什麼東西」，也有人「嗯、喔」這樣回答就把電話掛上，如此經過幾位記者大哥大姐的調教之後，我開始知道登在報紙上頭的「有趣」，它要的長相不太一樣，最後辭職也是在所難免。
當時還持續在 night club 擔任週末駐場 DJ，但其實已經對於取悅這些無限暢飲的酒池肉林很煩了；適逢該店歇業，我便開始辦起派對，想要打造出跟東區夜店不一樣的風景，只是一旦這樣想著，心中也會莫名其妙地出現另一種使命感——當然手上就再多了一張空頭支票。一開始，來的人都像是來到夢寐以求的海外派對現場，自己也覺得這真是一件酷帥之事，賠錢不打緊，使命感最重要。慢慢地，好像有什麼不一樣，人數變多？票房變好？使命感會這樣說，但事實有點相反，尤其在進入專營展演空間的公司，以票房為己任之後，使命感很多時候是不能說的秘密。
華格納的歌劇《羅恩格林》裡，主角羅恩格林是天庭派來保護女孩艾爾莎的騎士，與艾爾莎訂婚的條件是「不能問我是誰、姓什麼、從哪裡來，也不能想問」，然而最後艾爾莎還是因為種種誘惑而問了不該問的問題，造成兩人生離死別，只得在天堂重逢。有時候我會想，如果沒有離開唱片公司，也還在東區夜店放歌，或是辦了場場爆滿的演唱會或音樂祭，我究竟會眼睜睜看著這所謂的「使命感」在我心中長成什麼樣子？倒不是說這些事情到了一個數字化的階段就會沒有價值，因為要讓它成為體制正常運轉也並非一件輕易隨便的事。
但畢竟那幾張支票始終無法兌現，因此躲起來開一間小唱片行當然不是什麼「為台灣音樂場景貢獻一份心力」之事，說穿了，我只是想保護自己心裡面那個對音樂毫無疑惑的艾爾莎而已。
